我一整個下午努力的結果，明明我還有一堆書要讀，真是太腦殘了，弄到現在全身痠痛、肩膀痛得要死。要讀懂不一定那麼難，但是要翻譯的很像回事，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佩服文字翻譯工作者，在此致上深深的敬意，另一方面我也停不下來，講的都是我想知道的村上的事，也算有點了解賴明珠小姐翻譯的感覺了，另外感謝我妹的資料提供，原文在此：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651217,00.html##############底下是我爛爛的翻譯##############
##############是書迷的可以看看###############
村上春樹並不很喜歡隱喻的修辭，即便是這樣，他也不會否認當他決定寫他生平第一本小說時那一刻的象徵性。時值1978年的四月，當時村上正在明智神宮的球場看台上觀看一場棒球賽，手裡握著一杯啤酒。那時他年屆30，在此之前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他與他的夫人Yoko開設爵士咖啡店。效力於養樂多燕子隊的美籍洋將Dave Hilton作為一名打擊手來到了本壘，擊出了第一支揮向左外野的球，隨後安全地抵達二壘。當村上看到這一慕，”我就是突然覺得我可以寫點什麼”他坐在現今東京辦公室時這麼說，彷彿一盞燈搖曳自球場上。
村上的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在那之後一年內發行，該書名取自Truman Capote的短篇小說，封底並以海灘男孩的歌詞作號召。和觀看美籍運動員自國外輸入的棒球比賽中出賽一樣，他的作品，至少在早期，並沒有受到日本文學的薰陶，相反地，與他成長時期在神戶港口讀到的國外二手書籍，以及在東京讀書時吸收的搖滾與爵士樂脫離不了干係。在他為了避免成名於日本後帶來的不便，因此強制自我放逐海外之前的一大段時間，在心裡面他已經覺得自己是個移居國外的人。”他的作品參酌的不是古典日本文化，而是大部分來自於美國的流行文化”一位熟識村上多年任教於東大美國文學的教授如是說，”他能夠因此創造出偉大的文學”。
村上在海外受到超越其他日本作家前所未有的歡迎，他的書籍被翻譯成將近40種語言。(在日本，村上同時被視為是美國文學的翻譯旗手，潮流剛好倒轉，他的最新譯作已經穩坐銷售排行榜整整7個禮拜了)。去年十月在布拉格，他受獲知名的卡夫卡文學獎，該講座致力於表彰能夠滿足來自於各地、各國以及各種文化的作家，”很難想像會有比村上先生更合適的受獎人，如今他不在東京便在美國的大學裡”。”我第一次為紐約客翻譯村上的小說時，他們要求我在首頁放上日文出處”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教授這麼說，”他是這麼樣的不侷限於日本，以致於讀者不曉得他來自哪”。
對異地事物的強烈感受一直是村上的本質，最開始從他早期偏好閱讀外文小說(有一說此舉與村上的父母皆為日本文學教師的反動有關)，直到現在他仍然與日本文學團體保持謹慎的距離，維持儉樸的生活模式。”作家和藝術家被認定過著一種不健康、浪蕩不羈的生活”村上說，”我就是想做得不一樣”。所以他清晨四點起床寫作數小時，接著游泳或是慢跑、作馬拉松訓練，近來也從事三項全能運動。村上說他需要運動來維持鬥志以應付寫作的消耗，他的多產一直是個神話，但是肉體上的喜悅也是一項要因，據他所言，年屆58歲的他至今維持和20年前一樣的體重。
他的題材以及觀眾也使他保持年輕。Ian Buruma描述村上的小說表達的是”一種普遍脫離家庭依賴，青年朋友在企圖選擇自我生活時感受到的經常性的孤獨與不完整”，你能夠聽出村上為他的作品能夠吸引到與作品主角同年齡的讀者而暗自歡喜，”我兒子的朋友與女兒正在讀我的書，她們打電話來要求是否能夠見我一面”他困惑地說，”然後她們驚訝地發現作者和她們的父母年紀一般大”。
但在他接近60歲之際，村上的心裡有了一些改變。他作為一個真真正正全球性的作家地位獲得了保證，自五月份他的最近作”黑夜之後”的英文版本發表以來，已經印刷出超過十萬本，但就在他征服了世界，從雪梨到舊金山的青年學子都臣服於他的腳下時，這位後現代主義大師用他疲累的手拋棄掉異國的奉承，回到他的父母所在與出生地並找到了自己。2002年截至目前為止村上最接近日本的小說”海邊的卡夫卡”， 儘管書名隱隱浮現的是卡夫卡的名聲，探索的卻是日本神道的華麗秘辛。在他的”黑夜之後”他持續朝向本國的定位，該書是一本中篇小說，探討的是在東京的不眠區新宿週遭的某一個夜晚。
使得他早期的作品被當代文人以及孤獨的青年人所喜愛的那份故意與世界的脫離已經慢慢地退去，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責任感是激勵他持續寫作的來源，”我擁有撰寫這些事物的天份”村上在1997年的”地下鐵事件”這本書中提及，該書是對東京地下鐵毒氣攻擊事件的口頭記述，也是一本他視為生涯轉捩點的書，”同時我就有一份責任感”。雖然他說他不想談論日本的政治，在212個小時的會談當中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觸及這個話題，每當他憂心”改寫歷史的政治家”時他濃密的眉毛便會輕輕抖動，意有所指安倍首相主張的日本應該要忘卻戰時的殘暴行為。日本的歷史一直是他作品中的背景，在他最好的一本小說-1994年的”發條鳥年代記”中他剖析將日本導引至悲慘戰爭的群體思想，而如今他想要有所行動，”以前，我想要作一個移居國外的作家”他承認，”但是，我身為日本作家，這是我的土壤而這些是我的根基，你是不能逃離你的國家的”，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村上暗示他的下一部著作將描述的是日本的國家主義。
對於村上的讀者對他跨入當代日本政治的沼澤有何看法仍在觀望中，在他的文學以及他的人生中，對所謂的分離作了幾近英雄式的定位，村上強調他沒有改變，”我跟從前一樣的方式-獨立”，他說，”我是日本人，但仍然，我還是我自己”，這不全然是個令人信服的陳述，但跟既是政治化的、又熱誠的、絕對日本的村上並不相違背，特別是如果他將不容妥協的自身擺至到為了照亮大眾的服務動機上。
他的書迷，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將為自己找到出路。他說他計畫要寫作至少到80歲，無論在職業生涯中方向怎麼改變，即使讀者因為他方向的改變而未能將他的故事良好地銜接上，他仍期望全球的讀者們依舊追隨。村上，John Updike寫他”是負面空間的溫柔繪者”，也許，他那能夠直指難以言喻的人事物的能力，是最終能解釋他吸引全世界的原因，”當我寫小說的時候，我向下沉淪到暗處”村上自己這麼說，有什麼比我們最深處的夢想那樣難以名狀的事物更放諸四海皆一致？村上並未直接闡釋黑暗，他利用象徵表示，但有他的聲音陪伴，我們不用獨自面對。
Eizo Matsumura，一位自爵士俱樂部年代就認識村上的攝影師，告訴我們一則那個聲音的故事。由於聽力障礙，即便是親密的親友，Matsumura仍需要在交談時讀他人的唇，不過，他可以完全聽到村上說什麼。”我不知道怎麼解釋”他說，”有可能是震動，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什麼”，這似乎太詩意了一些，簡直像村上的故事真的躍動了出來，但是浮現在Matsumura臉上的喜悅不可能造假，”我可以聽到他的聲音”他說，”我總是覺得如此奇妙”。
這要從小小孩時候說起，我的第一次聽"喇機偶"的經驗是幼稚園時期，我爸買了一台橘色的超笨重的音響，我媽買了一整盒的有聲故事書，所以我每天下課回來就開來聽，吃飽了再繼續聽，長大了一點還會聽買音響送的錄音帶，蔡琴、江淑娜我聽得滾瓜爛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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